尽管八十年代的翟永明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她的诗歌会变成正式的印刷体，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诗歌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个独特的诗人的关注。无论是在“中国新诗大系”、“第三代探索诗群”、还是在“后朦胧诗群”及“女性诗卷”中，她的名字总是显现其中，她的诗歌闪现出一种神秘、幽暗的诗意。在她出版的三本诗集——《在一切玫瑰之上》、《黑夜的素歌》、《称之为一切》中，她以一个女人，一个女诗人，一个诗人的不同时期的身份，完成了她对所处的时代的诗歌的理解和诠释。不少人对翟永明诗歌的理解起源于她八十年代中期的组诗《女人》和《静安庄》——
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她神秘地一瞥使我精疲力尽／我突然想起这个季节的鱼都会死去／而每条路正在穿越飞鸟的痕迹
在这里我们清晰地听到了一个女人哀婉，神秘，甚至鬼魅的声音，这种声音就像一个女巫孤独的喃喃自语，或像一个女先知一般暗中作出的预言，足以使当时第一次听到的人们感到震惊。“黑裙”、“死去”、“一瞥”，这种带着阴郁色彩的词汇的大量存在，使得她的诗歌呈现出一种与黑夜的相似性，在自我封闭中真实地触摸到了“生”、“死”、“欲望”等最直接最强烈的原始意象。这些长长短短的句子忠实地再现了一个女性敏感和痛苦的精神历程和成长的回忆，是女性的经验融入了诗歌历史的确凿证据。
这种典型的女性写作作为一种“身体写作”具有一种惊人的洞察力，能够敏锐地传达来自女性经验的细腻和痛苦。从“女性”这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视角，翟永明坚持了一种对爱、死亡、生命等主题的高度关注和把握，作为女性的自我在诗歌中无处不在。她的独特方式不仅在女诗人中出类拔萃，同时她对诗歌的敏感和直觉也超过了不少同时代的男诗人的“理性”方式。
历史上的女诗人可谓多矣，一一数来有谢道蕴、蔡文姬、鱼玄机、李清照、秋瑾……，但她们的创作只是灵光一现，就淹没在浩瀚的诗歌长河中，成为男性写作中心的一个苍白的补注和旁白。由于文学史上女性声音的长期缺席，使得翟永明们在第一次真正面对写作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来自本身的最直接的经验，大胆强烈地表达了“自我”的存在。八十年代的翟永明的诗中往往过多地流露出对自我的过分关注，而九十年代她旅居美国一年后，就逐渐摆脱了“自白式”，由单一的抒情性过渡到叙事性和戏剧性因素的综合运用，大量的生活语言进入了诗歌，技巧的雕琢和使用随处可见，叙述越来越智慧和从容不迫。这种智慧是精巧的，含而不露的，并非以“理性”的面孔存在。
因此男人／用他老一套的赌金在赌／妙龄少女的／新鲜嘴唇这世界已不再新／凌晨三点／窃贼在自由地行动／邻座的美女站起身说／“餐馆打烊”（《咖啡馆之歌》）
诗人在诗中描述了一个具体的场所，像一出短剧，具备了场所、场景、道具。诗人她听、看、思考，并且记录。在日常生活经验介入的诗歌中，女性对她们所处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反省和思考，对这个挤压她们的社会反应出来的是一种蕴藏的智慧和灵巧的机锋。“我越来越着迷于一种新的叙说风格”，翟永明说。一个诗人的写作风格一旦成型，就会根深蒂固难以转型或者超越，而翟永明做到了，以一个女人难得的轻灵与智慧。
弟弟，当冬日将至／刀刃在闪光冰霜的问候／躲在你的柔和嗓音里“要”或者“不要”／伤了我在这两叶／灰心的肺囊里（《水中的弟弟》）
如果说翟永明的诗是晦涩的，她的晦涩是来自潜意识的情感体验与语言内部复杂性纠结的结果，这其实是由我们所处的时代文化造成的。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文学被商业化的媒体广告、卡拉OK、时尚杂志无情地边缘化。时代剥夺了诗人作为“时代代言人”的光荣身份，迫使诗人退居社会的边缘，弗洛伊德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诗人”，如何使这个内心的“诗人”表达出来，翟永明们寻求到了另一种在话语中充满了回旋和暗示的写作，在文本中大量使用隐喻和反讽，使人感到越来越难理解。
作为九十年代的先锋诗人，她的独特角度和经验为人们提供了感知世界的另一种可能。她用独立的创造力和语言叙述方式充分发现了自己的女性的精神性别，坚守个人写作的阵地，避免了成为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附庸。正如法国诗人瓦雷里所说“真正的语言……仿佛是我们按照我们的需要和由其自身创造的语言，它是我们的语言。”仍然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如果诗歌因为“女性经验”泛滥和对怀旧情绪的反复言说而变成一种败坏的“自我抚慰”，将是令人生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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